“他问的是数字。”
车在教研室楼下的路口停着。四点零几分，老城区这一段修路，两个方向的车挤在一块儿，前头那辆卡车的尾灯亮了灭，灭了又亮。
武大军把手从方向盘上松下来，搭在腿上。
“白跑一趟。”他说。
“不算白跑。”
“从两点半坐到四点。”武大军说，“你摆了八样东西，人家连碰都没碰一下。你把姓氏那件事当面点出来了，人家一个字没接。最后送客的时候客气了一句，问你们班平均多少。”
他侧过头看了温良一眼。
“这是客气话。哪个领导送客不问一句你们班怎么样。”
温良没有立刻反驳。他从上衣口袋里摸出那个巴掌大的本子，翻到空白页，把笔帽拧下来。
“那我们把它拆开看。”
“拆什么。”
“拆他那一句。”温良说，“今天一下午，他就说了那么几句话。前头几句是‘我是戚国安’‘今天不算会’‘你先讲’‘摆吧’。这几句是安排。最后那一句不是安排。”
前头那辆卡车往前挪了半个车身，武大军跟着松了一下刹车，又踩住。
“第一条。”温良说。
他在本子上写了一行。车在路面上震，笔尖跟着抖，那一行字写得往下斜。
“他没问我有什么证据。”
“那有什么稀奇。”
“稀奇。”温良说，“一个人听你讲一个半钟头，听的是三个教书的人从名录上没了。他要是不信，他第一句一定是‘你凭什么这么说’。这是所有人都会问的头一句。”
“那也可能是他懒得问。”
“懒得问的人不会坐一个半钟头。”温良说，“懒得问的人二十分钟就把你送出来了，他还会说‘你这个材料先放我这儿，我们研究研究’。”
武大军没有接话。
温良在那一行底下写了第二行。
“第二条。他也没问这是什么。”
“这又怎么讲。”
“我今天摆的东西里头，有一样是最怪的：一本毕业纪念册，照片上十九个人，底下印着十八个名字。”温良说，“这一样摆出来，正常人的反应是问一句‘那是印漏了吧’，或者‘是不是有人当年请假没照上’。”
“你自己不也想过是印漏了。”
“我想过。我把它当成印漏的，也想了两天。”温良说，“可我今天摆出来的时候，屋里四个人，三个都探过身子看了那一页。只有他没看。”
“他也可能是坐得远。”
“他坐得最近。”温良说，“那份纪要就摊在他手边一拃的地方，他连碰都没碰。”
武大军把车往前挪了一点。
“行。你说第三条。”
温良没有立刻写第三行。他把本子放在膝盖上，看着挡风玻璃外头。
“武老师，我今天一下午说了多少话。”
“你自己说的，四十分钟方法，后头摆材料摆了快一个钟头。”
“那我今天说过一个‘平均’吗。”
武大军的手停在挡杆上。
“我讲五项指标。”温良说，“字、举手、错的地方在挪、请假、坐着的样子。我讲那五条方法，讲课堂版和家长版哪儿不一样。我讲三条线，讲十六样九样一张纸。我讲十九个疑似，我说姓名那栏我涂了。”
“……”
“我一次都没说过我们班有一个能拿来平均的数。”温良说，“我连‘分数’两个字都没提过。今天从头到尾，我讲的全是怎么看人，没讲过任何一个数。”
车里安静了几秒。
“那他怎么问出来的。”武大军说。
“对。”温良说。
他低下头，在本子上写第三行。
“他还可能就是随口。”武大军说，“他就是想问问你们班这一届考得怎么样。今年高考刚完，问这个太正常了。”
“他要是问考得怎么样，他会说‘你们班今年考得怎么样’。”温良说，“或者‘你们班平均分多少’。这两句我都听过，一学期能听二十回。”